伟大的西格蒙德·弗洛依德告诉我们，为什么精神分析至今拥有生命力，以及其观念是如何被肆意借用的。他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编辑：王小屋   文：Hélène  Fresnel  译：界上佬

我们的特约嘉宾弗洛依德（1856-1939）

我们唤醒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奠基人在伦敦去逝70年后，再次开口说话。

他如何看待今天这个世界？他的理论仍然适合今天的生活吗？6位精神分析专家接受了邀请“成为”弗洛伊德，并以弗洛伊德的口吻接受了“死后的采访”。其中5位是法国精神分析家：帕特里克·吉安（Patrick  Djian）、弗朗索瓦·佩蒂托（Francoise petitot）、让-皮埃尔·温特（Jean-Pierre Winter）、克萝德·阿尔默（Claude Halmos）、贝尔纳-艾利·托尔日茫（Bernard-Elie Torgemen）；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曾奇峰，他被称为中国精神分析的“播种机”。他的回答我们用特别的黑体字呈现。

《心理月刊》：你在1900年代的维也纳创立了精神分析，您觉得这种学说与我们的社会始终合拍吗？

不论在电视上，还是在街头巷尾，我发现自己当年为之战斗的很多观念，比如儿童性心理、俄狄浦斯情结、过失行为和抑制，都成为了老百姓的常用词汇。但是我也知道;由于身处消费者的地位，由于对冲动的直接满足的追求，还由于孤独感和对成功的狂热，如今的人们都有着一个膨胀的自恋视角，他们经常攫取我的思想，来为自己追求自我满足的行为辩护。现在的人都乐于显得自己拥有一个深刻的自我，他们为自己那些应受指责的行为辩解说：“这不是我有意的，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潜意识在作怪！”

我的许多观点，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比如潜意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早年的关系在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文化对人的提升与压制，等等。而且我创立的心理治疗的设置，仍然在起着某种以科学替代宗教的作用，帮助着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心灵。

谈论潜意识变成了一种托辞?

问题不在这里，潜意识是永恒的，它超越了时间、性别差异、生与死的差别和矛盾，它是人类产生心理混乱的场所，一般通过梦境、过失或遗忘表现出来。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潜意识的语言表达都遵循3个原则：隐喻（用一件物体代替另一件，用一个人代替另一个，用一个词代替另一个……）、换喻（以偏概全，把部分当作整体，比如西方人向某人求婚时使用“请求得到某人的手”这个表达法）和翻转（在梦中大的东西，其实在现实中很小）。不管人类存在多久，都会被这种无法把握的心理活动所控制。

在潜意识成为托词的时候，他就不在是潜意识、而是意识了。比如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辩解说这是我们的潜意识干的，那就表示我们对它已经有所察觉，我们就有可能在下一次不让潜意识这么干了。同样的托词只能有一次，这样显然可以避免中国智者孔夫子所说的“贰过”。

梦也是这样吗？

我对梦的描述可能会有形式上的变化，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不可能在圣经中找到有关飞机的梦，但飞机进入今天某位来访者的梦境的方式，和奶牛进入法老的梦境的方式几乎没有区别（见《旧约》中约瑟解梦的故事）。我们的梦总是遵循一个相同的原则：梦是压抑的欲望的幻觉式的实现，通常用一种不可捉摸的形式表现出来，梦中显现的画面就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让人难以理解。但梦隐含着某种信息，每个人实际上都持有解开自己梦境的密码，只不过难以找到它。

我对梦的理解的最大贡献，也许是把梦跟一个人的人格联系起来。再套用孔夫子的话，就是“斯人有斯梦”,这样一个人，就会做这样的梦；……反过来说也成立：做这样的梦，就表示他是这样一个人。

是否存在新的神经症？

尽管出现了一些从前没有的、与速度或飞机有关的恐惧症，但我不认为出现了什么新的神经症。不过，倒错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发生了一些变化，某些在某个时代或某个地点被认为是倒错的东西，在其他时代或地点则不被这么看待。同性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曾经为其不再被视为道德败坏行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那个时代的社会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疾病，但我没有，我从未说过同性恋者是有病的。最初，我曾应来访者的要求去“治疗”同性恋，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尝试只能是徒劳的。随时代发生改变的，还有我们与幻觉之间的关系。一些本来只可能出现在想象之中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比如登月，它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我觉得全球化与登月有着相似的作用，使人类开始用全球的视角去看待地球。

       首先，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全新的神经症；第二，将一些新的症候群叫成一个新的医学名词，并不表示“本质上”有了一个新的疾病；第三，神经症本身只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名称而已，对它的理解可以不断被加深，会有新的观点出现，但它本身绝不可能有质的变化，变了就不是神经症了。

尽管您预见到了药物可以治疗神经症，您当时一定没有想到抗抑郁症药和抗焦虑症药会被发明出来吧？

有一段时间，我确实认为药物可以治疗神经症。当时我对可卡因非常痴迷，而且我当时正遭受反对我的人的激烈抨击，其中包括一些我的病人，他们居然在即将治愈的时候背叛我，对我反戈一击，这让我非常失望，对“谈话”的信心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药物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度过一些艰难的阶段，缓解人们的不安，继续在导致疾病的社会中工作，但药物不能治愈任何心理疾病。病人必须在某一个时刻采用药物以外的方法。另外，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资本主义社会居然创造出一些心理疾病让制药工业得以发展：利他林（Ritaline)号称能够治愈儿童多动症；伟哥(Viagra)则保证能够治疗阳痿，等等。现在每一种特殊的心理问题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药物，而我的理论却从未“上升”到这种高度，我始终认为这种类型的问题是心理冲突的结果，是可以借助语言的力量解决的。

      我从不反对药物治疗。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一个受过很好的生物医学训练的医学家。我坚信很多心理疾病有生物学的基础。但是我要声明两点：第一，生物学层面对人的心理干预是有限的，而且是需要人为地加以限制的；第二，心理的疾病，多数来自人际间的未被解决好的爱恨情仇，所以需要在人际间加以解决。

由于神经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各种短期疗法的出现，不断有人宣称精神分析死亡，为什么精神分析能够长存呢？

精神分析学总是遭到各种批评，而且在未来还要不断受到新的攻击，不过我早已习以为常。我认为精神分析仍然拥有充分的合理性，证据就是：精神分析始终是人们解释大量心理现象的最好模式。当一位女来访者告诉我她一直手臂麻痹，而又没有从解剖学上得到任何解释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语言的强大力量。我让她继续说下去，后来我们一同发现了原因所在：他是在潜意识里冻结了这只手臂，因为当她看护即将死去的父亲时，曾将这只手臂搁在了父亲的身上。运用语言，我能够让来访者笑或者哭，我能够给来访者造成致命的伤害，也能够给来访者带来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我还能够仅凭语言和一定的感情联系，识破困扰来访者的陷阱。

精神分析最终是一门人际关系的学说，我的精神分析强调性驱力与攻击驱力在人际关系中的呈现和释放。所以只要人的本性没有发生巨大遗传学上的改变，我的理论就不会过时。所谓人性的巨大遗传学上的改变，在过去一万年里没有发生过，估计在未来一万年也不会发生。

为什么精神分析总是遭到攻击呢？

因为有些人希望这种强调性欲在人类生活中的主要地位的学说消失。我发现在语言和性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藏的很深的神秘的联系。对精神分析学的仇视，证明有些人始终想要摆脱性欲的问题。因为性欲是无法驯服的，它不是动物性的，不是“有机的”，也不是用于游戏的，尽管现在有人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一点。性欲是黑暗的、扰人的，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一部分令人害怕，于是统治当代风俗的悲观主义就极力掩饰这一部分。那些完全摒弃了性幻想的“新疗法”尽管也获得了一些声誉，但它们本身就证明了这种扼杀性欲的愿望存在。

人都希望看到显而易见的东西，想得太深会太“耗能量”，所以很多人拒绝精神分析的深度思考倾向。还有，也许是更重要的，精神分析让人看到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痛苦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拒绝。

你怎么看这些新疗法？

我拒绝将自己置于与这些疗法死斗的境地，这些疗法从行为主义疗法和认知主义疗法获得灵感，通常被归入了神经系统科学的范畴。我其实也是科班出生的神经科医生。我必须强调一点：这些疗法并不新鲜。行为主义疗法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想到可以通过改变病人的行为来对其进行治疗。这些疗法确实能够给来访者带来一些帮助，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来访者的症状有所好转，我觉得主要应归功于他与治疗师的交流。这些疗法所谓的理论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移情；来访者将自身的情感转移到治疗师身上，认为治疗师比自己更加了解自己。这种幻觉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它是治愈的条件。当两个人之间产生某种属于爱的范畴的东西时，通常会产生一些有利于治疗的作用。

我活着的时候就坚决反对那些要修正我的理论的人，我死后这么多年，更不打算改变我的想法。

到今天，您能够承认哪些错误？

我能承认一个重大的错误，但这个错误在我的时代是无法预见的。我没有想到“躺在沙发上说话”会变成一种自我的享受，即精神分析可以无限的延长。事实上，来访者在无限的时间里定期去见精神分析师，请他倾听自己的心声，这与我建立精神分析法的初衷是矛盾的：我当时假设精神分析是一个极为痛苦的历程，每个来访者都会希望自己很快治愈，越早结束越好。但我错了。

我承认我太多地注意到人的生物性了。我的后继者做得好一些，他们更多的把人看成是社会关系的动物。

                                   ----- 摘自《心理月刊》2010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