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被当做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任何一种病因不明; 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精神疾病被认为是多重病因的疾病，尤其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广泛可能性。与疾病本身造成的危害相比，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人们关于这种疾病的种种想象，疾病被附会上各种和其本身无关的想象和象征意义。人们越是对某种疾病不够了解或者认识不足，对该种疾病的想象越丰富，隐喻便越繁复，患者遭受疾病本身以外的痛苦就越多、越深。隐喻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做是外来‘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但事实上，疾病并非隐喻，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想。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

“精神病”可能比“癌症”这个名称，更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做邪恶的患者甚至他的家人，一旦获悉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因为疾病指称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详、可恶、令人反感。如果说癌症的隐喻是“懒散”，那么精神疾病的隐喻便是“丧失责任和理性”——只适合被隔离的孤独生活，“贪婪”——外界所不能给予满足的欲望，“心胸狭窄”——不能承受压力、委屈。从这些对精神疾病的隐喻，可以发现人们对精神疾病所做的评判是道德评判和心理评判。

对精神疾病的隐喻还涉及“意志力的丧失”。叔本华认为意志显示自身为有机体，一旦患上病，就说明意志便是出了问题。要从疾病中康复，就得依靠意志。为了收复‘病态意志的’反叛势力而获得了专横的力量。从这样的逻辑来推理，精神疾病患者由于意志力的丧失，便失去了意志力对疾病的反叛，最终丧失了康复的能力。因此，‘意志力丧失’的隐喻结果产生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隐喻——“永无康复之日”。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者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患者尽早得寻求治疗，妨碍患者做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的治疗。

疾病被看做是人最终行善的机会，而对精神疾病而言，则有着与其他致命疾病不同的隐喻——“无行善资格和能力的人”，因此精神疾病便成为彻头彻尾的、死不悔改的“恶魔”。

对疾病的隐喻指称，从开始就已经突破了其表面意义，而潜藏深刻的社会压抑与社会分层功能。人们借疾病之名，将对疾病的恐惧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被转化成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化成一种政治压迫。精神疾病事实上并不具有传染性，但仍然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个体的其他社会特征与社会功能被其患病特征所遮蔽，个体的患病角色成为压抑个体其他社会角色的充分理由。因此，只要个体患上精神病，那么他或她在世俗社会中便可能失去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社会特征，“疯子”可能成为其唯一的特征与指称，个体便失去了其具有的个性意义的社会存在形式，而作为一种共性意义的存在，至多是社会给予同情、怜悯与施舍的对象。人一旦被定义为精神病，便会被自觉或吧自觉地回避与隔离，其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随之坍塌。现代隐喻“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做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调”。由此，疾病的隐喻便完成了对患病个体的压抑，使患病的个体从原先的社会各个阶层降落到社会的同一阶层——最底层。

精神疾病意象可能比癌症意象更具有惩罚性，精神病患者从生理到心理再到道德各个层面都只能被动接受惩罚，且便取消任何的辩驳权。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 ——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的是道德方面的意义。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做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正如人们对癌症等疾病隐喻的实质是由于人们对该类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的贫乏一样，人们对精神疾病的隐喻的实质也是人们对该类疾病在技术上黔驴技穷的一种推卸。因此，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对他们没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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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支持与均衡——精神健康的实证研究》一书，花菊香著，人民出版社出版。